文/牛建立
洛阳地处中原战略要地，扼豫晋陕三省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著名古都。20世纪初期，陇海铁路徐州至观音堂段通车以后，洛阳是其沿线的大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多，而且集中在铁路系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非常强烈，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另外，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洋军阀政府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以洛阳为大本营，想武力统一中国。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是在洛阳开展的。他介绍游天洋到洛阳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成立河南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为争取与吴佩孚合作，他三次到洛阳与其会面。
一、派人到洛阳宣传马克思主义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参加研究会。1920年，游天洋由罗章龙介绍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游天洋，福建闽侯（今福州）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唐山分校，到武昌鲇鱼套车站实习。年轻的游天洋胸怀大志，对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极为不满，立志以改革社会为己任。在北京大学，游天洋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各种活动，收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会，还主办讲演会和纪念会等，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理论。游天洋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意识到“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根本战略，劳动群众尤是革命的先锋队伍”，他立誓到群众中去，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实现改造社会、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
洛阳是陇海铁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1921年有铁路工人1500多名，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中蕴藏着极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抗时有发生。李大钊已经关注到洛阳的工人运动和斗争情况。1920年底，经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介绍，游天洋来到洛阳，任陇海铁路洛阳车站员司（工程师）。1921年秋，中共北京区委在洛阳建立《工人周刊》发行站，聘游天洋为发行员和特约通讯员。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首先在工人中传阅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工人周刊》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北京出版的《晨报》等，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传播，洛阳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逐渐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斗争。为了团结一致，洛阳陇海铁路工人仿照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成立了同人俱乐部。
二、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和发展河南党组织洛阳组
1921年11月20日，为反抗法国资本家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以洛阳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的消息传到北京，20日当晚，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会议作出三项决定：1、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全力帮助罢工，并发挥领导作用；2、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3、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铁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李大钊决定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化名文虎）前往洛阳，指导陇海铁路罢工运动。
11月22日，罗章龙带着中共北京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指示到达洛阳，与游天洋连夜商讨局势，拟订了“坚持罢工，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斗争方案。中共北京区委会议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立即下达紧急动员令，号召京汉、粤汉、津浦、京绥、京奉、正太等铁路工人积极援助陇海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1月22日、23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连续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决定：1、写信给洛阳陇海路工人，要其坚持到底，并准备在经济方面给予援助；2、写信给陇海路驻京办事处，促其早日圆满解决问题，否则京汉路工人将与陇海路工人一致行动，作为他们的后援；3、写信给郑州京汉路工人，坚决防止调遣路工到陇海路的阴谋。京汉路、津浦路工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捐助8个月钱粮支援陇海铁路工人的斗争。社会各界舆论也同情和支持陇海铁路大罢工工人。在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正确领导下，在其他工人和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陇海铁路广大工人坚持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粉碎了资本家和陇海铁路当局分化、瓦解工人的阴谋，11月26日，陇海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馆内雕塑。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洛阳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二者实现了结合，特别是陇海铁路大罢工的胜利，在洛阳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游天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他在中原地区发展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工人运动。游天洋成为洛阳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遵照李大钊的指示，游天洋在洛阳大力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12月24日，罗章龙、游天洋介绍白眉珊、王福顺入党。游天洋和白眉珊、王福顺成立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游天洋任组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个月后，在河南，乃至中原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建党活动的序幕，河南因而成为全国建党较早的省份之一。中共洛阳组的成立，点燃了中原地区的革命火种。不久，中共洛阳组发展工人积极分子王恩义入党。
1922年初，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又派共产党员李振瀛来到洛阳，指导陇海铁路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洛阳为中心，很快在整个陇海铁路的郑州、开封、观音堂、徐州等地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全面推开了团结工人、建立工会的工作。1921年12月底，罗章龙、游天洋巡视陇海铁路归德（现商丘）站，建立归德火车站党组织。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罗章龙、游天洋到观音堂车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1922年初，观音堂火车站建立了党组织。1922年6月，郑州成立了党小组。9月，陇海铁路开封车头厂成立党支部。12月，彰德（安阳）火车站成立了党小组。到1922年底，在河南的京汉铁路、陇海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和焦作等地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了党员在开展工作，河南已成为最早建党的重要地区之一，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李大钊三次到洛阳争取吴佩孚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以洛阳为大本营，1919年至1922年期间，其势力和影响很大，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为争取与吴佩孚合作，李大钊三次到洛阳会见他。
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吴佩孚是封建军阀，他们之间建立联系，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第一，共产国际在建立初期就制定了“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方针。1918年以后，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迅速崛起，势力和影响很大，共产国际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第一次到中国，找李大钊、陈独秀商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时，就带来了“决定联合吴佩孚”的任务。1921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就主持制定了“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所以，李大钊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从1922年一二月间开始与吴佩孚方面接触。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精英人物，在五四运动前后成了直系军阀中的实力派，地位直线上升，成为北洋军阀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时局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秘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达到了“当时的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的程度，致使“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吴氏之行为，无人不注意”，从而博得社会舆论之好评，以致有人把他当成北洋军阀集团中站在人民方面的“英雄”，将其捧为“救时之伟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制定“联合吴佩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情理之中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
当然，李大钊与吴佩孚开始并不认识，他们之间建立联系，得益于白坚武这个中间人。白坚武，河北泊头人，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两人在毕业后交往非常密切，情同手足。1922年初，吴佩孚请白坚武到洛阳任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主要幕僚和心腹。通过白坚武，李大钊与吴佩孚之间才有了联系与交往。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当时的局势，1922年6月上旬，李大钊与吴佩孚在保定进行了第一次直接会谈，主要议题是如何组织“好人政府”问题。此外，这次会谈还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协调吴佩孚及新内阁与苏俄建立关系的问题，当年8月苏俄派来新的代表、特使越飞，北洋军阀政府与苏俄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另一个是工人运动的开展问题，在李、吴会谈不久，吴佩孚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四大政治主张”。保定会谈的结果，坚定了李大钊与吴佩孚进一步联系的决心和信心。
◆吴佩孚
李大钊第一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1922年6月，李大钊与吴佩孚在保定会谈，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2年7月，李大钊第一次到洛阳，争取与吴佩孚合作。由于李大钊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威望，吴佩孚对他比较重视。一向孤傲自信的吴佩孚，极力推荐李大钊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但李大钊予以婉拒，并推荐蔡元培出任。这次洛阳会见，李大钊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希望他能履行承诺，支持工人运动。吴佩孚于7月底，又通电“保护劳工”，欺骗社会舆论。后来李大钊谈到这次会谈时曾说：吴佩孚到底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有幻想。我到洛阳同他会谈一次，他出了那样一个通电，就算不虚此行了。
李大钊第二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的，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还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8月中旬，李大钊到杭州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决议，集中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实现国共合作。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通报了与吴佩孚第一次会面的情况，孙、吴合作被再次提起，陈独秀等党的主要领导人表示赞同。西湖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讨论中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会后，他与林伯渠一起会见孙中山，并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杭州西湖会议之前，李大钊就有再赴洛阳的打算。他和孙中山经过几次谈话之后，于9月8日第二次抵达洛阳。李大钊对此次与吴佩孚会谈的前景很乐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孙中山到上海后，态度很冷静，表示愿意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打破各省割据的局面，洛阳（指吴佩孚）对此可表示一致。李大钊第二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向吴佩孚介绍了孙中山有关恢复国会、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和削弱地方督军势力的意见；对此前直系与奉系军阀之间还将再战、吴佩孚移师郑州的“坊间传闻”，他观察认为是“谣传”。吴佩孚表示，如果孙吴能够合作，那么吴佩孚愿意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到大西北青海、新疆一带开荒种地。李大钊作为中间人，对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一些看法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如何削弱各省督军的权力、向中央集权困难重重。显然，李大钊认为，孙中山和吴佩孚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困难很大。李大钊指出，中国的督军师长们，其实不过是一些商人而已。他们与一般商人的不同就在于，一般商人是通过倒卖商品赚钱，军阀则通过在自己统治的地盘内以收苛捐杂税的办法谋取私利。9月11日，李大钊满怀着希望和焦虑，离开洛阳返回北京。李大钊第二次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与吴佩孚及孙中山建立起来的联系使共产国际得以进一步开展争取吴佩孚的工作。
李大钊第三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经过几次的接触和会谈，孙中山、吴佩孚基本了解了对方的目的。为实现孙、吴合作，1922年10月，李大钊第三次来到洛阳做最后争取吴佩孚的努力。这次李大钊不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而是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来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的，因为此时李大钊已经成为国民党跨党党员。与李大钊一起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王励斋。吴佩孚对李大钊一行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李大钊等到洛阳的第二天是“双十节”，吴佩孚主持纪念辛亥革命首义大会及阅兵式，邀请李大钊、张继、王励斋参加；下午，吴佩孚派白坚武和他的参谋长陪李大钊一行游览关林、龙门、香山寺。在会谈中，孙中山、吴佩孚双方都开出自己的条件，共产国际为了促成孙、吴合作，也拿出了很大的诚意。但是，孙、吴双方在根本问题上互不让步，也无法让步，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无果而终。
曾一度对孙、吴合作寄予厚望，并为此奔走数月的李大钊深感失望，李大钊与吴佩孚的关系，也随着吴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而渐行渐远，直至决裂。1922年秋天，吴佩孚下令武力镇压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掀起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吴佩孚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时，李大钊正在武汉，消息传来，他“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前更黑了”。他当即对吴佩孚的罪行进行声讨，并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坚决不住在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的友人家中，以示与吴佩孚彻底决裂。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敌人许以高官厚禄，他严词拒绝，说“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通过游天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在洛阳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取得胜利，李大钊亲自介绍游天洋入党，成立河南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点燃了洛阳地区、乃至中原地区的革命火种。李大钊受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和争取吴佩孚策略的影响，曾三赴洛阳，争取吴佩孚，力促孙中山、吴佩孚合作，但因为孙、吴的立场严重对立，合作没有达成。李大钊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政治上还是取得一定的成果。他利用吴佩孚的关系，推动洛阳、河南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夏天，吴佩孚为了铲除交通系在全国铁路系统的势力，很想借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李大钊利用这个时机，向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推荐6名共产党员任铁路密查员，以利于掩护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李大钊派到陇海铁路的共产党员张昆弟，在陇海铁路工人中发展了冯万祥、凌必应、杨生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批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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