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归故里”｜容庚写就《金文编》，《金文编》成就容庚！

容庚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参考《说文古籀补》的做法，临摹3000多件商周青铜器铭文拓本或影印本，撰集成《金文编》，成为中国首部金文字典。《金文编》不仅是一本字典，也是一部专著，对于金文字形的辨别、选定、释读、解说，有独到的研究见解；亦是学习篆刻、书法的字帖。时至今日，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中外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权威工具书。

容庚为什么要编《金文编》？

一个青年人为什么会对金文感兴趣，立志要去编一本字典呢？这就得从容庚的成长环境和学习经历说起。容庚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学熏陶，少年时和弟弟们跟随舅父邓尔雅学习篆书和刻印。邓尔雅是岭南篆刻名家，他认为学篆刻的人若无文字学功底便难有成就，于是有意引导容庚兄弟学习古文字。

在学习的过程中，容庚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相关工具书不多，《说文古籀补》等书虽然可以参考，但内容驳杂，资料不全。因近代以来出土了不少青铜器，拓片比较容易收集，于是容庚决定编写《金文编》，这一年，他22岁，刚从东莞中学毕业。这个想法得到舅父的鼓励和支持，后来邓尔雅专门为容庚刻印“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激励他将研究古文字作为终生志向。

此后整整六年，容庚潜心研究，日夜摹写铭文，注明每字来源，编选名家考释，终于写成四册稿本，其中商周金文编三册（正文一册、附录一册、拾遗一册）和秦汉金文编一册（即后来出版的《秦汉金文录》）。

《金文编》如何成就容庚？

1922年夏，容庚北上求学，途经天津时携《金文编》稿本拜访学界“大咖”罗振玉。罗振玉多次翻看稿本，对容庚十分赏识，向时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马衡写信推荐。因《金文编》体例严谨、材料丰富，马衡决定免试破格录取容庚为国学门第二期研究生。

当时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可谓“众星云集”，蔡元培兼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委员有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马衡、陈垣等，还聘任罗振玉、王国维等名师为通信导师。入读国学门后，容庚获得更多名师指点和研究资料，不断修正充实《金文编》。

1925年春，《金文编》写成。胡适将书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研究金文的人较少且影印费用昂贵，商务印书馆决定不予出版。当年夏天，罗振玉得知消息后施以援手，出资石印几百本，署“贻安堂印行”。容庚对此非常感激，常说“没有罗振玉就没有今天的容庚”。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曾在《我的祖父罗振玉》中提到“容感公扶持，所得《金文编》再三版酬金遗我祖母，以志不忘前惠。”

《金文编》初版共有六个序言，是各个版本中最多的，除容庚自序外，分别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邓尔雅、沈兼士五位导师的序言“加持”，数篇序言呈现了其深厚的学术渊源。

因内容丰富、考据严谨、博采众说，《金文编》一出版就受到学界好评，亦作为容庚的毕业论文，获得优良成绩。1929年，容庚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写信人是与其素未谋面的郭沫若，信中言及“近复推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

《金文编》出版后，容庚在学界一举成名。1926年3月，受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相当于副教授）之职，一年之后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担任《燕京学报》主编，又先后受聘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委员。在京二十余年间，容庚以《金文编》广交良师益友，开阔了学术视野，走向“由文字而及器物，由器物而及于史迹”的治学发展之路，先后编撰《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篇》《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商周彝器通考》等专著，终成一代学术大家。

容庚一生著述30余种，其中《金文编》可谓倾尽其毕生心血，六十年来从未间断增补和修订，年过八旬仍在进行第四版的增订工作。从1925年到1985年六十年间，《金文编》先后有四个版本面世。

容庚写就了《金文编》，《金文编》成就了容庚。看似是一部书稿成就一代学者，实则为容庚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所书写的励志人生。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汪万里 通讯员：万彦、麦淑贤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冬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